●史飞翔

20061129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吴宓与陈寅恪是两座傲然挺立的连峰。他们的交往始于1919年哈佛读书而至于1969年陈寅恪辞世，期间正好是50年。在这50年里他们惺惺相惜，扶助前行，荣辱沉浮，至死不渝。特别是身处人生坎坷困境时，二人更是声气相求，濡沫以共，其友谊在学人中堪称典范。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中，他们先后历经哈佛同窗、清华共事、“联大”流亡、燕京授业、“文革”蒙难……为便于叙述期间，现将二人交往分为三个阶段：

一、哈佛大学阶段

　　1919年吴宓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经表弟俞大维介绍，结识了从欧洲来波士顿游学的陈寅恪。陈出身名门，世代书香。其祖父陈宝箴系湖南巡抚，为洋务派中坚人物。父亲陈三立，光绪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曾参加戊戌变法，为同光体主要作家、诗人。晚年居北京。1937年日寇入侵，北平沦陷，他愤而不食，5天后绝食而死。陈寅恪11岁随兄东渡日本留学，17岁因患脚气回国疗养，18岁考入复旦公学，20岁毕业，由亲友资助赴德，考入柏林大学，22岁入苏黎世大学，24岁赴法，就读巴黎大学。29岁入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希腊文、巴利文。1921年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它东方古文字。1926年回国时已是36岁，但尚未结婚。陈在海外先后留学18年，与去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留印的时间相同。陈寅恪虽然游学多年但却没有一个学位。他是为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研究。对大多数人趋之若鹜的学位，他却淡然视之，不以为然。

　　1919年吴宓结识陈寅恪时是25岁，陈寅恪29岁。当时两个年轻人都志在学术，因情趣相投，很快便成为密切来往的朋友。不久吴宓就发现陈寅恪的学问要比自己高出许多倍，陈不仅通晓中国文学、历史、政治，而且知道不少社会内幕，如巴黎的妓女如何卖淫，欧美的旷男怨女如何痛苦。对于这个年长5岁的朋友吴宓佩服得五体投地，经常登门去请教学问。当时陈寅恪有写诗的习惯。写了诗，就给吴宓他们看。随后即撕作碎片，团而掷之，不让抄存。吴氏虽不得笔录，却因过目不忘而记下不少。陈氏在美所作诗，吴氏多能背诵。一些陈氏诗作便如此保留下来，其中有《寅恪先生诗存》亦未收录者。吴宓钦佩陈氏，在日记中这样说：“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辟，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既以为友，亦以为师”，“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古人‘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不仅如此，吴宓还驰书国内诸友，盛赞陈，说“和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为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那么吴宓在陈寅恪身上究竟得到了哪些“启迪指教”呢?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点：

　　首先，陈寅恪以其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学问，开阔了吴宓的东、西方文化视野。陈氏在交谈中，纵横五千年，出入人间世。吴宓耳濡目染，甚有自惭形秽之感：“宓中国学问毫无根底，虽自幼孜孜，仍不免于浪掷光阴”，“若现今之鄙陋，不登于大雅之堂，仅普通中学生之程度，尚安敢以文学为专业号于人哉!”

　　其次，陈寅恪精到的学识和独到的阐述，裨益了吴宓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方法论。如关于诗歌创作，“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中国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吴在“一贯之乐”四字下加圈，以示重视。同年8月底，吴宓在读史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古今东西，所有盛衰兴亡之故，成败利钝之数，皆处处符合。同一因果，同一迹象，惟枝节琐屑有殊异耳。盖天理人情有一无二，有同无异。下至文章艺术，其中细微曲折之处，高下优劣、是非邪正之判，则吾国旧说与西儒之说，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口之于味，殆有同嗜。如对于国学，陈指示道：“欲治中国学问，当从目录学入手，则不致茫无津埃，而有洞观全局之益。”吴宓在日记中记录下来这段话以后，写道“当谨遵之”。

　　再次，陈寅恪以读书的浓郁兴致和对藏书的热烈爱好，影响了吴宓的读书生活。

　　吴宓与陈寅恪在哈佛的交流，并不仅限于学术文化方面，还涉及处世、婚恋等人生话题。当时吴宓正犹豫于与陈心一的婚事，自然不免就此“聆其谈述”。吴宓的日记里多次提到陈寅恪独特的情爱观，如:“陈君又论情之为物……而断曰:(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织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又如:“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陈寅恪的这一席话，对吴宓决计与陈心一成婚，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尽管这段婚姻此后并未维系多久，但陈吴二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说、无事不谈的超乎寻常的友情却此可见。

　　二、清华大学（含西南联大）阶段

　　吴宓与陈寅恪在哈佛不过两年有余的交往，但却奠定了二人此后毕生的深情厚谊。1925年，吴宓应清华校长曹云祥邀请，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当时已聘定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三人为导师。吴宓又向曹云祥郑重推荐当时尚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的陈寅恪。曹问及陈学位、专著，吴宓据实以告：陈既无学位又无专著。曹面有难色。吴虽“费尽气力”，但曹始终不松口。无奈之下吴宓只好求助于梁启超。梁愤而申述道：“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立即决定聘请陈寅恪。

　　1926年7月，陈寅恪抵北京。当时吴宓已辞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职务，但他闻之陈寅恪归国，大喜，遂作诗：

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

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

冲天逸鹤依云表，堕溷残英怨水滨。

灿灿池荷开正好，名园合与寄吟身。

　　1927年7月8日，陈寅恪正式踏入清华园。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他陪同陈寅恪到校的整个过程:7月7日记有:“下午一时许，即接电话，知陈寅恪已抵京。乃即乘人力车入城，至西河沿新宾旅馆5号，访陈寅恪，未遇……夕五时，再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谈，告以清华种种情形。又邀之至香满园饭馆晚餐。”第二天又记:“十时半，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合乘汽车回校。抵校，进午餐。陈君即住西客厅(吴宓在清华工字厅的住室)。”当天及随后几日，吴宓还陪同陈寅恪拜访了曹校长、梅贻琦教务长、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等校内同事并介绍陈寅恪与史学家陈垣认识，导陈寅恪游览校园，参观国学研究院、图书馆等去处。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出的普通演讲有：《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的范围是：《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等等。吴宓对陈寅恪的教学、科研与饮食起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1927年6月2日晚饭后，陈寅恪先生正在清华西客厅吴宓住处闲谈，忽然赵万里赶来告知王国维先生晨出未归的消息。吴宓当即预感到：“王先生独赴颐和园，恐即效屈灵均故事。”后奉王氏遗命：“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 此处，“陈”指陈寅恪，“吴”指吴宓。陈、吴二先生对王国维这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之自沉原因，各自表示了看法。

　　陈寅恪在那篇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思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吴宓在王国维自杀的当天（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对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吴宓在晚年写道：“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寅恪在一九二七年，已看明一九四九年以后之变，可谓先识之士矣。”

　　吴宓与陈寅恪在清华期间还双双卷入了一场改换校长风波。1927年7月18日，陈寅恪、吴宓等教授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清华校长违背校章，妨碍全校发展的决定。同年11月10日，在教授大会上，陈寅恪当面要求校长曹云祥辞职（曹云祥深恐梁启超代之为校长，搞了些阴谋活动）。陈寅恪和吴宓一向很少涉足行政俗务，然而在1927年的这两次风潮中他二人却颇为积极，且配合十分默契。细思之，陈吴二人之本意在于维持和营造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术氛围。

　　1937年，抗战军兴，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合组西南联大于昆明。吴陈二先生辗转抵昆，历尽艰辛。弦歌之声不绝，两先生继续其教学与科研。1939年，陈寅恪受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成行。1940年暑假陈寅恪离开西南联大去香港。1945年陈双目失明，赴英治疗无效，1946年返回清华。

　　三、解放后阶段

　　解放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吴宓在重庆西南师院任教授，两人天各一方。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致函吴宓：“现已将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约十六万字十一月底出版。当寄呈一部求教，并作为纪念。因以后此等书恐无出版之机会故也。……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此后的历史证明陈寅恪的此番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一应验。

　　吴宓早在解放前就“绝口不谈时事，学生登门求教，他先宣布戒律：只准商讨学术和爱情问题，而决不允许触及时事”。至于陈寅恪更是“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但是即便如此，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二人还是与时势格格不入，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风波。

　　一开始吴宓还力求改造自己，加以适应，但收效甚微。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于7月8日在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在解放后的28年中，写得最长的一篇文章——《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据说，毛彦文在60年代初期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看到这篇文章后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富有正义感。竟被侮辱一至于此，一代学者，默默以没，悲夫！”

　　1964年，吴宓因为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他指导过的外语系的一个青年教师因为作风有问题，撞在“四清”运动枪口上，被开除党籍。吴宓因用“资产阶级教学思想腐蚀青年”而受株连）而被学校罢了课。

　　陈寅恪的日子似乎要比吴宓稍好一点，尚能上课并继续写书。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郭沫若写给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点了陈寅恪的名，把他划在资产阶级史学家一边，陈自此再不登讲坛，过着几近与世隔绝的日子。

　　1961年 7月30日，吴宓自重庆给陈寅恪写了一封长信，除了述说近况，还提出“来粤晋谒”。陈寅恪收到信后，立即于8月4日由夫人代笔复信，告知到广州所应注意的事项，包括怎样选择到中山大学的路线、车资几何、饮食住宿等等，甚为详尽，其中甚至出现：“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这样的字眼。信末说：“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意。夜间颇凉。”据说这是自1949年后，陈寅恪来往信函中字数最多的一封，可见他对这次老友来访的看重和期盼。因得知吴宓想道经武汉赴粤，陈氏夫妇又给在武大的刘朴写信，让他转告吴宓：“在武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此女小彭（或其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站（即广九站）迎接。”

　　1961年8月23日，吴宓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开始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次壮游。25日，到达武汉，住老同学刘朴家中。因武大旧友不断来访，直到29日他才离汉赴粤。8月30日，陈寅恪派两个女儿等亲属去接站。由于火车晚点，吴宓到达陈寅恪家中时，已是30日的子夜时分了。陈依然端坐着等待，听说吴宓到了，他坚持用拐杖探路，摸索着走出门外。陈激动地跟吴聊到了零点30分。

　　吴宓住在中山大学招待所。第三天晚上，中大校办设宴款待吴宓，请陈寅恪夫妇做主人，并请了吴宓在广州的旧日熟人朋友学生作陪。计有：中文系女教授冼玉清、历史系主任刘节及其夫人钱澄、外语系教授梁宗岱及其夫人，还有吴宓的长女、时在广州工作的吴学淑。

　　吴宓在广州期间每天都去陈宅探访，有时不止一趟。他们叙旧，吟诗，论学，陈寅恪向吴宓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吴宓在日记中说:“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 当年正值困难时期，“吃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吴宓在广州的几天，得到了陈寅恪夫妇细心且丰盛的款待。陈氏夫妇多次在家招待，或送食品到招待所。吴宓日记频有陈家“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陈寅恪夫妇设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在陈宅晚餐，肴馔丰美”等记载。

　　吴宓与老友畅谈四天后，便匆匆结束了广州之行。听说他要去北京。陈氏夫妇再三叮嘱他跟发妻陈心一破镜重圆。此前的1959年1月29日，吴宓曾给陈寅恪夫妇写了封长信征求他们对他和陈心一复婚的意见。陈寅恪夫妇马上回信，表示尽力赞成。还将陈夫人唐稚莹60岁生日时，陈所写的一副寿联：“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寄给吴宓以促他复婚的决心。临别，陈寅恪夫人又将自种自炒的花生让吴宓带去一包给陈心一。

　　短短几日，陈寅恪夫妇分别多次题诗相赠，陈诗中有“五羊重见九回肠”之句，足见吴宓的这次到访，于陈寅恪而言，绝非一种礼节上的往还，而是打破了他多年生活上的平静和寂寞。

　　9月3日，是吴宓在广州的最后一天，陈寅恪写了四首七言绝句，总题为《赠吴雨僧》，其中四句为:“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正如陈寅恪所料，这是两位结交50年的挚友的最后一面，此诗终成谶语。

　　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吴宓与陈寅恪均遭受残酷迫害。文革一开始，吴宓就被揪出来，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斗。1968年吴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积累了半个世纪的日记文稿全部被抄走。1971年6月，吴宓的右眼长了白内障，因为没能得到及时治疗，忽然瞎了。从自己一目失明想到陈寅恪双目失明，从自己的痛不欲生，想到陈寅恪的生死不明。9月8日，他违背不能随便跟人通信的训示，冒着极大风险，径直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陈寅恪一家情况，读之令人肝胆欲裂。全信如下：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赐鉴：

　　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年事已高（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出生），且身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康健生存，抑已身故（逝世）？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何处？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故特上此函，敬求贵校（一）复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实情。（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请其复函与宓。不胜盼感。附言：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1961年宓曾亲到广州贵校，访侯陈先生及夫人（时住居岭南大学旧校舍内）。自1950以来，宓为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8年以后，在中文系）。但自1965年起，已不授课。现随学校迁来梁平新建校舍。复函请写寄“四川省万县专区，梁平县，屏锦镇，七一房邮局，交：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吴宓先生收启。”

　　即致

　　敬礼

　　1971年9月8日吴宓上

　　周一良先生在其绝笔之作《吴宓先生与周氏兄弟姊妹》（2001年9月28日口授）中说：“吴先生身陷‘专政’囹圄，甘冒自己受更大迫害的危险，写信到中山大学询问陈先生生死存亡的行动也是感人肺腑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旧知识分子……朋友之情的典型写照。”

　　在那样的一个岁月里革委会当然不会理睬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探询。直到12月9日，吴宓才接到陈寅恪女儿的来信，方才得知陈寅恪夫妇已于1969年10月7日和11月21日相继去世。吴宓当天写了长篇日记，以代替悼文，以长歌当哭，他哭老友，也哭自己，说：“宓自伤身世，闻寅恪兄嫂1969年逝世消息，异恒悲痛。”

　　吴宓哪里知道，此前陈寅恪也是一再受辱。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七十八岁又盲又跛的陈寅恪去批斗，陈夫人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替陈寅恪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1969年5月5日，陈寅恪以八十高龄，被迫作“口头交待”，直至不能讲话才罢休。讲话中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同年，陈寅恪有《挽晓瑩》一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晚年吴宓常以背诵陈氏诗文来寄托对好友的绵绵无尽哀思。1973年6月3日《雨僧日记》：“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只雁’，莫解其意。”

　　1978年1月14日，吴宓突然吃不下饭。家人立即将他送到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弥留之际，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回光返照，而是一直处于半昏迷之中。17日凌晨3时吴宓永远地闭上了那双原本就已经近乎失明的眼睛，享年85岁。

　　吴宓与陈寅恪之交往长达半个世纪而历久弥坚，在这现代学人中是不常见的。须知吴陈二人之性格抱负多有迥异。就心性而言，吴宓躁急多虑而热心公益，陈寅恪则沉潜坚毅而志在自修。在抱负上吴宓毕生怀有“斯文同骨肉”的大悲悯之心，所言所行更偏向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入世精神而注重做人以“立德”，以大块为文章；而陈寅恪先生则多洁身自好的恬淡退隐思想，身上表现出西方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个人本位主义色彩，视一己的名山事业如生命，侧重于著书以“立言”。 然而在对各自心目中的道德文章的努力追求方面，在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所谋之“道”方面两先生却又是殊途同归的。正如吴宓论亭林、梅村之语：“二人者，其志同，其情同，其迹亦似不同而实同……”孔子曰：“益者三友……友之、友谅、友多闻，益矣。”吴宓之与陈寅恪，陈寅恪之与吴宓，当这样的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