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巴托克在第三次访问了美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布达佩斯。他的遗体和遗物被放在一个三人棺材内，被葬在了纽约郊外的一家公墓。其实，纽约或多或少代表了巴托克在一生中有意去回避的许多东西：噪音、匆匆忙忙的人群、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让人堵心不已的交通状况，随之而来的汽油问题、商业问题和拜金主义等等。当然，潮水一般汹涌的机会大多都是为那些讲究现实的人们准备的，或者说，纽约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眼里的富庶之乡。从前两次来美国的经历中，巴托克就已经心知肚明，纽约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可是，在欧洲所缠绕着他的是那些独裁专政，这是巴托克最为痛恨的，不管从什么方面讲，独裁主义都排放着毒害人心的污染物，这一点逼迫了巴托克到美国避难。

  他在美国很受欢迎，渐渐地，这种外部的尊敬也促成了巴托克生命力最后四部杰出作品的诞生——交响协奏曲、小提琴独奏奏鸣曲、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和中提琴协奏曲。这四部作品恐怕称得上巴托克艺术造诣的巅峰了，它们恰恰也证明了，巴托克的风格仍然根深蒂固地继承着欧洲的传统，当然，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壤也成为了合适的外因。倘若他的身体与经济状况允许，巴托克可以在任何地点写出惊世骇俗的东西来：他可以在卡罗来纳州逶迤群山的阴影下写出小提琴独奏奏鸣曲；他同样可以在纽约州阿迪隆达克山脉清风拂面的适宜气候中写出钢琴协奏曲；当然，在纽约市区57号大街那间著名、却略显拥挤和吵闹的寓所里，他同样可以有富足、振奋人心的产出。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人伤感了：他不得不中止创作，被送往同一条大街上、几个街区之外的医院里，几周之后便溘然长逝了。

  那些对巴托克私人生活了解得并不详细的人们——甚至他大部分传记的作者，可能不会意识到，不单巴托克生命的末尾被笼罩在了疾病、经济困顿、人情的冷淡和被一定程度地孤立等等烦恼之中，他的其余岁月也过得并不轻松。虽然，事实的确如此：他在美国的最后几年间找不到一处足够舒适的居所，保险公司也只能负担很小的一部分开销。可是，他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担任了一辈子的钢琴教师一职也并没有带给他多少富足，所谓的社会保障是差强人意的，他对经济与健康的窘境并不陌生。

  巴托克在纽约的最后几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他1940年10月到美国，直到1943年的春天。第二个阶段是从1943年5月直至他的去世。
 
 在第一个阶段里，巴托克的疾病几乎快要压倒了原本那种精心设计、而又易碎的生活框架，结果却促发了他坚韧不拔的灵魂与熊熊燃烧着的精神力量。他一再希望通过举办音乐会，开办讲座和获得乐谱出版后的版税来维持生计，但是潜在的疾病一直在窥伺着他，让他困扰不已，最终摧毁了他的坚强意志。可是，在这段时间内，他在民歌收集方面的工作却是卓有成效的。巴托克认为这是一件在他生命中比作曲更重要的事情。而同时，他也心知肚明：只有很少一部分音乐家有资格和经验去发掘那些转瞬即逝、却又无可替代的民歌宝藏。而他，一定应该是其中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