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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与林语堂的恩恩怨怨

   
 

20161010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自小在中国长大,她眷恋中国、写中国,命运也随着中美关系的起落而沉浮;

  抗战爆发前,赛珍珠将寂寂无闻的林语堂请到美国,将之捧红,一步登天。后来,林语堂却状告赛珍珠……

  1.赛珍珠,比好多中国人还了解中国

  赛珍珠,实际上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她写中国、眷恋中国。虽然没有中国国籍,但她在三个月大时就被父母带到中国抚养成人。

  她的童年是纯中国式的。生活在中国农村,过着纯草根的中国生活,跟中国的底层农民、小商小贩、引车卖浆者流、妇人孩子朝夕相处,自小出入乡镇的茶馆街肆和集贸市场,她其实比那时好多正宗的中国人还了解中国。

  她最初是用中文写作,写作的题材也是中国,她的成功跟中国有关,所以西方人大多天然地把她跟中国连在一起。不管她乐意不乐意,在美国,她曾经是中国的化身和代言人。

  中国好,她跟着光鲜;中国差,她跟着受连累。比如说,在抗战时,她因呼吁支持中国而大受欢迎;在冷战时,她却因为中国受牵连。而在尼克松访华前后,她曾因为中国又一度兴奋且得到美国社会极度的关注。

  近年来,赛珍珠不断有遗作被发现重新问世,并一再引起美国文坛注目。

  赛珍珠跟文学结缘据说是因为她结婚后闲闷无聊,且又不幸生了个弱智女儿心情困苦,遂忆写自己童年在中国所见所闻消遣时光。可阴差阳错,她受到了当时美国出版商也是她第二任夫君、出版奇才沃什的慧眼识珠,将这些异国风情的故事出版为美国畅销书,进而得到美国文学最高奖普利策奖和更高的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名扬世界。

  2.将无闻的林语堂捧为美国文坛红人

  赛珍珠成名后,因为她童年和青年时代成长在中国,因此,跟中国和中国作家有着很多联系,也有着很多难以言说的爱恨情仇。其中最著名也最纠结的是跟林语堂的关系。

  赛珍珠盛名时远在美国,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林语堂却是在中国成名,在美国发达,是赛珍珠把他邀请到美国而且一力将他“培养”成了大师和畅销书作家,二人之间有着二十余年的交情,最终却是以绝交、老死不相往来而结束这段友情。

  这成了中美文学间的一段公案,近几十年文学界来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让我们根据史实来还原一下这段公案。

  大约是在1934年,赛珍珠文坛成名,跟出版商合办了一本《亚洲》杂志。林语堂向她投稿,获得了她的青睐。赛珍珠和出版商旋即邀请林语堂写部大一点的作品,于是就有了林语堂的《吾土吾民》。赛珍珠和她的第二任夫君努力促销此书。

  当红炸子鸡、具有号召力的文坛翘楚赛珍珠亲自替此书写序、组织书评等等,一下子把默默无闻的林语堂捧为美国文坛和读者熟知的红人。赛珍珠和林语堂之间的友情自是陡然建立。

  其后,中国抗战爆发在即,中国时局相当混乱,为了林语堂有个安静的写作环境,也为了自己的出版生意着想,赛珍珠夫妇慨然邀请林语堂一家五口来美定居搞创作。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对林语堂,这无异于逃离苦海,一步登天。

  来美后的林语堂没有让赛珍珠失望。她的夫君从《吾土吾民》中抽出一章让林语堂扩写东方人的生存哲学和风神,这就是后来的畅销书《生活的艺术》。

  这本书在美国宣扬了中国文人的趣味信仰和古代田园诗生活,一下子成了畅销书并一再重版;为林语堂奠定了畅销书作家的地位,也为赛珍珠夫妇赚足了美钞。

  3.借钱未果林语堂状告赛珍珠并绝交

  其后,林语堂因在美国消费较高而移居巴黎,本打算翻译《红楼梦》却因故写了一部描写那时中国生活传奇的《京华烟云》。当然又是赛珍珠出版此书,他们为此做足了宣传。赛珍珠盛赞此书是中国的《战争与和平》而使之畅销。

  自此,林语堂在欧美英语文坛上已经有了一席之地。其后,因为欧战爆发,赛珍珠夫妇又协助林语堂回到了美国继续创作。为报答知遇之恩,林语堂的作品几乎都是赛珍珠夫妇出版。在这种合作中,双方都得到了利益最大化。林语堂以一个中国作家用英语写作得以在美国养尊处优,应该说是一个异数。

  可惜那时,虽然林语堂收入颇丰,他却产生了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浓烈兴趣,并为此费掉了几乎天文数字的家财,最终濒临倾家荡产。此刻他想向赛珍珠丈夫借钱支持发明,没想到却被一口回绝。

  受此打击,轻易不发怒的林语堂断然提出跟赛珍珠夫妇绝交并聘请律师打官司。自此,他们之间持续了廿余年的友情宣告结束。

  对于这种令人扼腕的结局,中美双方都有学者根据自己的文化理念进行过评说。人们大多是从人情、经济和伦理方面进行评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而最近新出版的《赛珍珠传》上有一种说法颇为值得人们留心和玩味。有学者发现,他们的决裂居然有政治和信仰的因素在内。

  据考,赛珍珠一直思想左倾,她在1942年写的《龙种》一书中暗示中国的前途在西北;而林语堂在其《枕戈待旦》一书中却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重庆。他们两人在中国前途问题上是早有分歧,遂在经济或其他问题上都呈现出一种无法弥合的矛盾。

  这种说法是否确凿,我想,还是留待文学史家们去琢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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